,居然还有盈利用来填补应送使的积欠税款,可见这其实是一块优质资产。究其原因,大概是长安经洛阳至汴州这条全国最繁忙的驿道所带来的滚滚利润。毕竟大唐的驿站是对外经营的,餐饮、住宿都挣钱,自己还有驿田,往来官吏的消费也有严格规定,不许超支,故有盈利。
但这不能推到全国其他府州,因为有些地方没这个条件。
“其二曰官俸支出。依大历十二年(777)厘定之外官俸料,河南府俸料额同京兆府。尹一员,月俸八十缗;少尹二员,月俸各五十缗……全年官俸开支六万缗余。”
河南府官员品级高,等同于京兆府,辖县又都是畿县,因此官俸支出是比较大的,占到了当前财政收入的15%左右。
“其三供军递顿支出,此为最大项开支。”裴廷裕说道:“河南府有州兵四千二百余员,年供军五万六千余缗。”
这是包括军饷、物资、采购、训练等各类总支出了。吃饭没算在里面,因为地税可以支出,河南府不缺粮。
“供军不费,递顿极费,且无定数。”裴廷裕说道。
所谓递顿支出,就是过路及临时屯驻的开支。
大唐有制,“凡诸道之军出境,仰给于度支。”也就是说,禁军、藩镇军外出作战,包括赏赐、抚恤、物资转输之类的费用由中央财政负担,但地方府州仍然免不了有巨大的开支。
大军过境,军士们粟麦、酒肉伱要供给吧?临时屯驻,你要负担。甚至到了后来,中央财政困难,地方府州也要帮着中央承担部分开支,甚至比例越来越高。
邵树德治下就是这样。
大军征战,除后方转运外,就近征集的部分也相当庞大。战事越频繁的府州越倒霉,基本会把地方财政消耗一空,甚至还倒欠账。
这就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分,一笔糊涂账。
“以河南府的情况来看,官俸、供军及杂费开支,大概占到两税收入的三一之数。”邵树德说道:“去年送使约二十万缗,是这个数吧?”
“正是。”裴廷裕说道。
东都畿汝节度使手里没兵,送使之后的钱,再扣掉幕府官俸开支,剩下的都可以送到邵树德那里养兵,这个数字与汝州、郑州摊一下,大概在十七万缗左右,这就是河南府对中央财政的最终贡献。
四十万的总收入,中央拿到了四成出头的样子。比例有点低,但说实话,地方经费也很紧张,经常亏空叫苦。
“乱!”邵树德叹道。
藩镇为国,要做的东西很多,不仅官制、军制要变,混乱的财政制度也要改变。
在各镇罢废之前,他就经常伸手向节度使要钱,因为他们上供过来的钱不够用,而且上供比例也忽多忽少,有时完全没有,甚至还要上面贴钱发工资。这不是节度使们不努力,实在是战事频繁,财政已经完全乱了。
没钱就向百姓开征杂税,还能怎么办?德宗年间,经历了安史之乱,人口锐减,百姓流亡,地方上有叛乱藩镇,有不纳贡的藩镇,但中央财政收入竟然比天宝年间还高,你敢信?这固然有两税法施行后,豪门贵族、富商土族也开始纳税,税基扩大的因素,但横征暴敛也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“有些地方的税制,可以定下来了。比如关北道,常年无战事,一户纳多少粮、多少布、多少钱,定一下。地方上的仓城,也遣人归置一下,哪些归朝廷,哪些归府州,最重要的是,地方要给朝廷多少钱,五成,更多?或者更少?”邵树德看向诸位宰相,道:“尔等仔细合计一下。”
中央、地方分税制改革,势在必行。
邵树德估摸着,这需要一个道一个道地定,依据实际情况,确定一个比例。
乱糟糟的财政状况,肯定不是新朝应有的气象,该上正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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