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必然失败。”
李谕:“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
“当然是好事,”梁启超,“经济同理,西方经济强,缘于资本主义,但战争的爆发,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,并非合理组织,现在虽十分发达,却已走到末路,且积重难返,不能挽救,势必破裂!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,不定是大的运气。”
蒋百里:“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,也在变法,比如俄国,可惜不能去一趟圣泵堡。”
“提到列宁这个人,”梁启超,“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,以人格论,当以列宁为最。其刻苦之精神,忠于主义之精神,最足以感化人。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,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校”
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。
李谕:“经过欧洲一行,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。”
梁启超:“没错,我现在越发觉得,对于中国的未来,根本无需悲观。西人作茧自缚,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。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,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,融合东西,砥砺前行,必然可强盛!”
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。
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:“见过德国失败后,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,以为警示。”
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。
李谕:“期待先生成书。”
“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,”蒋百里,“对了,几前我们刚到巴黎时,这批手稿差点被盗。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,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,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,盗贼竟如此多,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。”
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,递给李谕:“上面是用法语写的,‘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,随信附上10法郎,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’,落款则是黑夜工人。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。”
李谕拿过纸条:“黑夜工人?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?”
梁启超:“无政府主义?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?”
李谕:“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,不过黑夜工饶创始人是个奇人,他叫雅各布,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,专门劫富济贫。”
“哦?”梁启超有点感兴趣,“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。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?”
“并不是他,”李谕,“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,流放到了圭亚那。”
“圭亚那在哪?”蒋百里问。
“南美洲。”李谕。
屋子里有个地球仪,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。
蒋百里咋舌道:“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?”
“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,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,不能判他死刑,只能流放到圭亚那,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。”李谕。
梁启超:“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。”
李谕:“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,非常众。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,据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,都会留下一张纸条,写上‘在下是个盗贼,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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